農家生活污水處理
據《農業工程學報》2009年11月報道，組合家庭人工濕地系統是一種以基質、植物及微生物協同作用進行污水處理的新型生態系統，適合農村分散式家庭污水的處理。其可有效解決農村污水肆意排放的現狀，改善村容村貌，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為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家庭生活污水處理填充空白。
此研究報告刊登于《農業工程學報》2009年第11期，題為“組合家庭人工濕地系統處理農村生活污水”，第一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水利與土木工程學院吳樹彪博士。
中國水源污染、水體富營養化及環境水質惡化日趨嚴重。2005年，中國將實現村容整潔和改善農民的生存環境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農村地區沒有統一的地下排水管道，農民生活污水多未經任何處理即排放。全國50%的非點源污染來自農村廢水排放，直接威脅著農民的生活環境和飲用水安全。近年來，中國的污水處理雖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農村地區的污水處理率還不到1%。對于高人居密度的大中城市，集中式的污水處理模式行之有效，但對于農村地區來說，集中污水處理的建設和運行維護費用高，難以推廣。分散式污水處理技術由于其低廉的成本已成為現在農村處理污水的關注點。傳統的分散式污水處理有氧化塘、化糞池、土地滲濾系統。氧化塘美觀視覺較差，有機物的好氧分解和氮素的硝化去除不良。化糞池多為污水處理系統的預處理，但出水仍具有較高濃度的懸浮物、生化需氧量(BOD)、氮(N)、磷(P)和細菌，不能直接排入水體。在美國，化糞池是地下水污染最嚴重的3個污染源之一，證明其并不是一種合適的農村污水獨立處理系統。分散式污水處理技術在北方地區的應用過程中，冬季微生物的活性難以維持，使維持系統正常運行成為難題。適應于廣泛氣候尤其是北方地區的農村家庭污水分散處理模式的開發，成為現在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人工濕地系統是一種以基質、植物及微生物協同通過物理、化學和生物作用進行污水處理的新型生態系統，具投資少、建設運營成本低；凈化效果好、去除氮(N)磷(P)能力強；工藝簡單、不占用地上面積等特點。中國農業大學為此開發了組合家庭人工濕地系統，并在北京市教委、天津市農委和國家科技部的先后資助下，對專利技術進行熟化、改進和二次創新，將組合家庭人工濕地系統應用于北方地區農村單戶家庭的生活污水處理，探討在新農村建設中推廣，進行農村家庭污水處理、改善農村環境的可行性。
組合家庭人工濕地試驗系統由地下沉淀池和柳樹濕地床組成，滿足國家排放二級標準。組合家庭人工濕地系統是一種適合農村分散式家庭污水處理的新途徑。(中國農業大學吳樹彪)

跪求農村環境調查報告寫一篇

現階段生態環境越來越被重視，尤其是申奧后各大城市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活動，但近年來農村的生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卻無人重視，如果不管理將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一是土壤污染日趨嚴重。在農村有些地方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土壤污染嚴重；另外，不可降解的農用地膜也使污染加重。二是地表結構破壞嚴重。許多農村亂坎亂伐、無限度墾荒、放牧和礦產資源的無序開采，使地表結構、植被受到嚴重破壞，造成水土流失。三是空氣、水污染問題。污染企業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加大了農村生態環境壓力。四是生活垃圾的污染，尤其是城市、城鎮近郊區垃圾污染尤為嚴重。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1、 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２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總結：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嚴重，當地政府不愿花錢，人們保護的意識又不高，必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