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方向錯了?夏朝會不會本就不在河南?
你指的是【夏王朝都城】吧,如果說夏朝,那夏朝不止在河南,還在陜西、山西、河北等等。我覺得夏王朝都城就是在河南,并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二里頭遺址,目前,二里頭遺址博物館也已更名為【二里頭夏都博物館】了。不過感覺并不能說就是實證二里頭就是夏都吧,目前反對的人似乎也挺多的。
前幾天看到說,在當今300個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個,姓氏詞典中的漢族姓有約五千個,起源于河南的有2000個。河南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不一般。
而且,商王朝歷經17代,31王,都城有毫(今河南鄭州)——囂(今鄭州滎陽)——相(今河南安陽市)——庇(今河南武陟縣)——奄(今山東曲阜),最后是盤庚遷殷,就是今天的安陽殷墟。
商王朝都城分布
我已經在圖上標記了都城的大概位置,除了山東的,其它都在圖上了。可以看出,其實每次遷都的范圍都不很大。而且最終也是回到了河南。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看夏王朝的都城分布的話,可以推測出,夏王朝的都城應該也在河南。
夏王朝也經歷過遷都。夏王朝歷經17代。夏禹建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市),后遷往的都城有陽翟(今河南禹州市內)——斟鄂(今河南偃師)——原(今河南省濟源市)——老丘(今河南省開封)——西河(今河南安陽地區),最后是又回到了斟鄂,也就是偃師。
夏王朝都城分布
你會發現,夏王朝都城都在河南境內。商王朝遷都的選址雖然中途有遷到河南省外,但是后面終究還是會遷回河南。這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最初建立的地方就是在河南的某個地方,我們現代人也一樣,很多人百年之后都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因為那是我們的根。
而且根據后面的朝代,你也會發現,遷都的選址還有一個特點,如果曾經哪里輝煌過,在經歷劫難或王朝沒落后,無論之前怎么遷都,這個時候,曾經繁榮過的地方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么看的話,偃師的二里頭也是有些符合這個邏輯的。
而且就二里頭遺址來看,雖然說它是夏都城還不是板上釘釘的事,但是目前也是最有可能是夏都城的遺址了。我覺得吧,作為普通人,也不用瞎研究,撿專家們現成的研究結果就行了。第一,我們沒有去考古發掘的第一現場,你也沒有參與挖掘。第二,我們接收到的相關材料也是有限的。第三,對于一般人來說,你可能看到了某個觀點,或是某句話覺得,有些反對目前公布的結果。但是,要知道,你看到的,學者們就未必沒有看到。不過,有質疑也是好的。我覺得題主的這個問題真的提的挺好的。
結語:最后再說一下吧,拋開二里頭不說,從我們目前受其影響來說,從夏商等王朝遷都的規律來說,我還是覺得夏都城就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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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本人是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博士,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觀點:河南的二里頭應該是夏朝晚期的遺址,而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頭應該在西北地區。接下來將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證。在這里強調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僅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據考古發掘成果來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逐漸被考古成果所否定。就中華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所謂的“中原起源說”曾經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該論點認為位于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們展示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可能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正視西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兩篇重量級的學術文章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一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的《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
兩位學者根據長期的考古發掘結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核心區域完全衰敗了下去,而“燕遼—北方長城沿線—西北—川西北”這一地區則迅速崛起,率先發展為青銅文明,并直接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誕生。
由于這一地區看起來像一彎新月,所以張弛教授將其稱為“半月形地帶”。而李旻教授則將這一區域稱為“高地龍山社會”,因為其包括了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筆者在這里將這兩個概念綜合一下,稱之為“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二里頭是商朝之前的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根據考古發掘可知其控制范圍以洛陽盆地為核心東到河南中部、西到陜西關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達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輻射范圍則更廣。按照中國傳世典籍的記載,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頭極可能就是夏。
二里頭(夏)廣域王權國家的范圍
不過夏朝的起止年代約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遺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兩篇文章指出,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確認二里頭的核心元素幾乎全部來自于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例如冶金和青銅鑄造、以玉器為核心的禮制傳統、以牛羊為主的畜牧經濟和三牲祭祀、文字、獸骨占卜、由青銅樂器與石磬所組成的禮樂祭祀等等,這些文化的雛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出現,隨后進入中原,通過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的傳承,成為中華禮樂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遺址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說夏朝的早期遺址和文化源頭就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或者說在西北高原。目前來說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遺址和石茆遺址,這兩個遺址一個位于山西、一個位于陜北。兩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興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躍期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而這個時間段剛好對應史書上的堯舜禹三代。
陜北的石茆遺址為我國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最大的城市遺址,面積達到了驚人的425萬平方米。整個古城的建設使用了非常先進的城防技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體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大型聚落遺址數量超越當時其他地區同等規模遺址的總和,它們的出現顯示當時巨型政治聯盟已經形成,如果對應古籍的記載那么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華夏部族聯盟。
目前不少學者認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結合歷代典籍中關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論述,石茆極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則可能是堯的都城??脊虐l掘的結果顯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這又與典籍記載的夏啟用暴力推翻華夏聯盟的禪讓制度,確立家天下的世襲統治相符合。
第二,判斷二里頭文化的來源要看其貴族文化,而非底層平民文化就目前的考古發掘結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時期遺址出土的炊具皆為來自高地龍山社會的陶鬲,而二里頭的炊具則既有中原當地的深腹罐、又有來自西北的花邊罐、還有來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是當時各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不能說其源頭是西北。筆者認為這一個非常大的邏輯錯誤,因為炊具這類東西屬于底層平民文化,靠這個是無法判斷這個政權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舉一個例子,如果在沒有文獻記載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金帳汗國,那么我們會得出該國是由白種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錯誤結論。因為斯拉夫人是金帳汗國統治下普通民眾,他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但是實際情況是金帳汗國的統治者為黃種的蒙古人,他們征服了東歐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歐洲建立了蒙古金帳汗國。以平民文化是無法正確推導出一個國家統治階層的來源的。
所以在追尋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時,我們所要依靠的是對其貴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這類日用器皿。
確定了正確的分析方法后來看二里頭,那么結果就非常明顯了,二里頭的貴族文化來自高地龍山社會,二里頭政權是由來自西北的青銅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薄办搿奔礊榧漓?,依靠的是青銅禮器;“戎”即為征戰,依靠的是青銅兵器。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兵器,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二里頭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區的大規模青銅冶煉開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頭早四五百年。
關于二里頭貴族文化來源,筆者想以下面一個實際案例來分析。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拍品: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著幽綠的光澤,傳遞出神秘而悠遠氣韻。齊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區,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的組成部分。
這件文物是臺北宇珍國際藝術有限公司于2008年購自瑞典韋斯特羅斯市。齊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廣河齊家坪首先發現并命名的,所以這件文物很可能是當年安特生發掘所得。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再來看看這個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藝應該是先用青銅鑄造出圓角收腰狀的牌體,然后在其上鑲嵌大小不一的綠松石片。
很明顯青銅牌上有一個神獸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對圓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紋樣。綠松石片輕薄細致,打磨光潔,排列緊密。牌飾兩側各有兩個穿孔的對稱環鈕。這是一件集鑄銅、輾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鑲嵌等多種工藝于一身的復雜藝術品,表現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夠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飾品,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在甘肅天水博物館也收藏著一個類似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此件文物保存情況不如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綠松石片已經脫落,不過兩者的整體造型幾乎如出一轍。
甘肅天水博物館藏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可以看到這件青銅牌上也有一個嘴向前突出的神獸,而在其上半部同樣有一個像羊角一樣的紋樣。
其實這種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光在西北的齊家文化有發現,它更是中原二里頭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頭遺址從1959年發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銅牌飾,數量要多于齊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藝也更加精美。
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二里頭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在紋樣方面比齊家文化青銅牌更加復雜,而且整體造型設計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藝的明顯進步。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器物的發展過程都是初期比較粗糙,時間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齊家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應該是此類器物發展初期的狀態,而二里頭的青銅牌則是其成熟期的狀態。
從考古文化斷代來看也能說明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頭的同類文物。齊家文化的年代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牌應該是對齊家文化相關器物的繼承和發展。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齊家文化出現青銅牌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結果,是齊家人仿制的二里頭器物。能夠對這種觀點提供支持的依據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屬于第二期偏晚,時間大概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齊家文化的最晚期為距今3600年,兩者有那么幾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齊家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不過今年一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后基本就可以把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為二里頭同類器物仿制品的論點給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陜北石茆遺址核心區域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墻位置發現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紋樣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墻發現的石雕
這件石雕作品的中間是神人頭像,其兩側為兩個十分像龍的身體修長的神獸,在石雕左右末端則是半張神面。讓人驚訝的是這神獸的造型居然和嵌綠松石青銅牌上的神獸紋極其相似,幾乎如出一轍。
石茆遺址石雕上的神獸紋(左)、二里頭青銅牌上的神獸紋(中)、齊家文化青銅牌上的神獸紋(右)
石茆遺址的絕對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確早于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獸紋的出土有力證明了二里頭青銅牌是支流,西北的齊家和石茆才是源頭。其實中國的青銅制作技術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區的,所以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可能來自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在二里頭的一個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綠松石龍形器。日本學者認為這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可能是象征權力的“龍杖”。而該件龍形器的主人,不是當時的“王”或王室成員,就是負責主持夏王朝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 。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
讓人驚訝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發現石雕中,有一件上有雙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頭綠松石龍極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幾百年,可以判斷它就是綠松石龍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發現的雙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右)的對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論述:
二里頭許多核心符號與技術,源自高地龍山社會。例如綠松石鑲嵌銅牌、銅鈴、貨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號宮殿建筑中庭軸線上的早期貴族墓葬所隨葬的貝胄、懸掛銅鈴的綠松石龍形器都顯示出二里頭貴族文化對高地龍山傳統的繼承與創新。二里頭貴族墓葬中反復出現銅鈴與綠松石鑲嵌獸面銅牌組合……從民族學角度來看,銅鈴、貝胄、鼓、圓銅牌(銅鏡)是北亞薩滿巫師常用的飾物與法器。
北方的薩滿巫師
二里頭貴族墓葬出土的銅鈴和玉鈴舌,為薩滿巫師的法器
二里頭的貴族文化所體現的是北方薩滿文化,這明確給我們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來自何方。
另外還有一個民俗學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與上古三代的聯系。從二里頭、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來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愛綠松石這種裝飾物,但是在后來的朝代中這個傳統并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官營作坊區出土的大量綠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國還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樣酷愛綠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愛綠松石飾品的藏族
我們還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在二里頭的出土文物中,出現了大量十字形裝飾紋樣。但是這個十字形紋樣在之后的朝代也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方鉞上用綠松石鑲嵌出十幾個十字紋
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的X光照片,上面布滿十字紋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愛十字紋,無論是建筑還是紡織品,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紋。
藏族傳統紡織品氆氌上的十字紋和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上的十字紋一模一樣
先秦時期制定的華夏衣冠禮儀中規定皇帝在正式場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國除了漢族,只有藏族同樣擁有十二旒冕冠。
《歷代帝王圖》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與藏族傳統服飾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這么多聯系?很簡單,因為藏族的祖先和華夏集團同樣出自西北地區,有共同的起源,這也是漢語和藏語同屬于漢藏語系的原因。學者推論兩個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離,一支東遷進入中原,一支西遷進入青藏高原,而這差不多就是夏代。這也是為什么藏語中對漢人這個詞的發音為“夏人”。
其實以上結論并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無論是炎黃神話,還是大禹出自西羌的傳說,無論是講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傳》,還是流傳千年的昆侖神話,都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廣袤的西北大地??脊艑W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幫助我們正本清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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