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1.資源條件相對于經濟增長出現瓶頸效應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經濟的粗放式發展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單位GDP能耗和主要工業品能耗均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雖然我國很早就提出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是由于粗放增長的慣性和轉型的難度，粗放型為主的增長方式目前并沒有根本性改變。二是雖然我國能源結構在不斷優化，但一次能源生產的2/3仍是煤炭，燃煤發電約占電力結構的80%。多煤、少油、缺氣的現有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仍將是主要一次能源。煤炭屬于“高碳”能源，我國也沒有廉價利用國際“低碳”能源的條件，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增加了我國單位GDP的碳強度。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約束下，如果不轉變增長方式，我國資源供應和排放權難以保證。

2.實現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難得機遇

經濟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主要來自煤炭、石油等的生產和消費，部分來自水泥生產。無論是化石能源還是鋼鐵，水泥等產品，都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必不可少的物質投入。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鋼材、水泥、電力等的供應保證，這些“高碳”產業既是當前的客觀要求，又是我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驅動產業。因此，降低其碳強度，成為我國提高產業競爭力、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要求。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我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遠高于發達國家。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預計到2015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例將達到20.7%，超過美國（20.1%）成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我國未來的碳排放形勢相當嚴峻，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難得機遇[2]。

3.促進技術變革、創新的戰略選擇我國科技水平參差不齊、研發和創新能力有限，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是我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轉型的最大挑戰。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但執行情況并不樂觀。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市場換技術”政策，汽車等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市場被外國公司占領，并沒有得到多少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我國在“973計劃”“863計劃”等科技支撐計劃中已納入自主開發技術、低碳能源技術、二氧化碳收集儲存技術研發等。另外，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產業呈快速增長之勢。如果我國加大投入，可以實現這個領域的跨越式發展。

總之，從能源資源條件、目前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以及可能面臨的減排國際壓力等角度考慮，我國都應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

三、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節能減排的艱巨性

1.節能減排的現狀分析我國是近年來節能減排力度最大的國家。通過不斷完善稅收制度，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全面實施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和千家企業節能計劃，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重點領域開展節能行動。深入推進循環經濟試點，大力推廣節能環保汽車，實施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推動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能，2006～2008年共淘汰低能效的煉鐵產能6059萬噸、煉鋼產能4347萬噸、水泥產能1.4億噸、焦炭產能6445萬噸。截至2009上半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當于少排放8億噸二氧化碳。我國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在保護生態基礎上，有序發展水電，積極發展核電，鼓勵支持農村、邊遠地區和條件適宜地區大力發展生物質能、太陽能、地熱、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2005～2008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增長51%，年均增長14.7%，2008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達到2.5億噸標準煤。農村有3050萬戶用上沼氣，相當于少排放二氧化碳4900多萬噸。水電裝機容量、核電在建規模、太陽能熱水器集熱面積和光伏發電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通過近幾年的艱苦努力，我們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要實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遠期目標，任務還相當艱巨，而且在實踐過程中還將面臨許多困難和障礙[3].

2.節能減排的艱巨性分析通過這些年來的努力，我國的節能減排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節能減排的成效仍然較為脆弱。落實節能減排還存在不少障礙，實現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仍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都是高能耗工業部門，經濟要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有賴于這些產業的基礎性支持。在就業壓力和稅收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要在短期內實現產業結構的有序進退，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結構調整，仍存在難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工藝和裝備落后、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重的中小企業的關停并轉受到地方利益的保護。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和企業對國家的相關規定置之不理，爭先恐后上項目，尤其是重化工項目。

（2）建立節能減排的長效機制尚需時日。當前，我國節能減排工作仍然主要以中央政府主導和行政手段為主，依靠節能減排指標的層層分解來約束地方政府和企業實施，從行政手段向市場化的方式過渡，缺少長效機制，沒有轉化為企業的自覺行動，企業缺乏加大投入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

（3）政策和投資滯后。雖然國家將節能減排工作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政策實施效果，包括針對節能減排的投資發揮的作用，存在政策時滯效應。一些投資還沒有馬上起到節能減排的作用。技術進步轉化為企業的節能績效也還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立見成效。

（4）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仍很突出。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時期，第二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在增加，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依然嚴峻，低耗能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約30個百分點。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世界工廠的地位客觀上決定了調整經濟結構的難度。

（5）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漸顯現。首先，化工、焦化、鋼鐵等行業企業處境困難。國家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促進經濟穩定發展，已提高了3700多項產品的出口退稅，同時取消了部分高耗能產品如一些鋼鐵產品的出口關稅。這是一個無奈的現實。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恢復和維持經濟基本面，是各國的首要現實需求。當前的經濟困難會使各國政府承受來自許多部門的壓力，在政策的制訂上容易顧此失彼。其次，金融危機的來臨使得許多企業投資謹慎，特別是在節能減排上的積極性有所降低。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煤炭價格下跌幅度相當大，緩減了企業在能源成本方面的壓力，也使得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有所降低，節能效果因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節能減排副產品的市場價格也大幅降低，嚴重打擊了企業節能減排工作的信心[4]。

總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本身就意味著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較高。我國的國情決定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企業的規模效應難以迅速提高，產品能源單耗水平以及系統能源效率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難以迅速縮小。以上因素決定了我國節能減排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由于節能減排的目標只是著眼“十一五”時期，而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長期過程。在國家尚未出臺發展低碳經濟的明確政策和戰略思路的前提下，發展低碳經濟的障礙遠不止這些。因此，在當前形勢下，如何發展低碳經濟，這不僅是我國生存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客觀環境的必然要求，更是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綜合我國能源戰略目標，中國能源結構僅管國家采取了各種有效地調整措施，然而至2008年其煤炭消耗總量仍然占據能源消耗總量的68.7%，這就是說，我國以煤炭為主的格局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而且煤種多樣，其中低熱值、高硫和低揮發份煤種占相當大的比例。煤開采過程中，每生產1億噸煤炭，排放矸石1400萬噸；每洗1億噸煤排放矸石2000萬噸。到“十五”末期，我國煤礦擁有矸石山1500余座，堆積量30億噸以上，占壓土地1.2萬公頃，矸石排放總量占我國工業固體廢物排放總量的40%以上。循環流化床（CFB）技術以其燃料的靈活性、實現爐內脫硫脫硝、調峰能力強、有效減少電廠占地、低排放（國內大型CFB鍋爐已實現SO2低于200mg/Nm3,NOX低于100mg/Nm3，白馬示范電站300MWCFB鍋爐SO2排放低于250mg/Nm3,NOX低于50mg/Nm3）和灰渣綜合利用率高、比常規爐(PC)+脫硫（FGD）+脫硝（SCR）投資低15%以上等特性，迅速發展成為了我國電站最為成功的潔凈煤清潔燃燒技術。特別是為煤粉爐不能燃燒的煤矸石、生物質能等劣質燃料找到了無可替代的優選之路。世界30年來CFB技術、特別是我國進入2000年后的迅猛發展勢頭進一步證明了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