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和17世紀，英國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是未充分燃燒的煤炭。當時由于木材價格上漲，煤炭取而代之成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紀，由于蒸汽機的廣泛使用，幾乎所有的英國企業都以煤炭為燃料，倫敦煤炭的消耗量隨著人口的增長急劇上升。

1821年英國頒布《煙塵禁止法》，規定對煙塵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訴，只是該法令將機車、鍋爐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對改善大氣質量貢獻甚微。其后，英國出臺了一系列規范煙塵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內容空泛，終未獲實效。

1853年，在帕麥斯頓的推動下，英國議會通過《煙塵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業窯爐和行駛在泰晤士河城區主要河段的蒸汽船盡量減少排放，并規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則會被處以罰款。然而，由于警察執行不力，罰款金額極低，該法案根本沒有引起責任者的重視。

1863和1874年分別制定的兩部《制堿法》命運相若。法律要求企業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減少有毒有害氣體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經常被企業規避，稽查隊懾于強大的資本勢力，怠于履行法定職責，終致條文形同虛設。

在輿論的壓力下，英國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許多條款涉及空氣污染，不過因循章不嚴，落實不到位，英國的空氣質量并無好轉。到了19世紀末期，英國的各種環保技術日臻成熟，但因企業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傳統的生活習慣，先進技術和替代能源無法普及。

進入20世紀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重建使治理環境污染的緊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電力部設立專門咨詢委員會，再次對國內燃料政策進行評估。該委員會在1946年發表研究報告，號召以無煙煤全面取代煙煤，并敦促政府強力介入。英國政府肯定了調研成果，授權倫敦和曼徹斯特市政府建立無煙區。遺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關利益集團的破壞和大量居民的反對，兩大市府的努力無疾而終。

英國治理空氣污染失敗的教訓在于，由于利益集團的阻撓、官員的腐敗和保守民眾的沉默，諸多立法要么嚴格得無法落實，要么寬松得豁免大量責任；政府漠視環境問題，長期消極怠工；罰款數額太小，企業寧愿繳款也選擇違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納入治理范圍。

1952年倫敦霧霾事件后，舉國震驚，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會之力直面污染挑戰。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間的廣泛動員、政府的嚴厲監管、社會價值觀的改換、綠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術的進步、企業與民眾資源節約意識的高漲、重工業特別是重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等。

民間力量的推動

在抗擊空氣污染的漫漫長途上，英國自發性社會團體扮演了推手角色，喚起了民眾和政府的環保意識。早在17世紀，包括英國作家伊維林在內的一些先知們就注意到空氣污染問題，猛烈抨擊工業化的負面影響。在1843到1850年間，以麥金龍為代表的活動家們領導的環保運動風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業污染空氣的立法。

1842年，羅奇戴爾市的牧師建立民間團體“曼徹斯特消除煙塵聯合會”；1877年，希爾姐妹創辦“凱爾會社”，為建設“人民美麗的家園”而四處奔走；1882年，倫敦“治理煙霧委員會”在倫敦郊外舉辦“減少煙霧展覽”，其轟動效應彰顯了環保先驅們對提高空氣質量的渴求。

自20世紀初開始，民間的公民精神與環保意識在治理空氣污染運動中更是起到導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爾斯?甘迪的領導下，“英國減少煙霧協會”成立。該協會呼吁在全國各地設立無煙區，倡導節能保溫建筑設計，推廣使用無煙燃料。盡管由于煤炭生產商作梗，協會努力功虧一簣，但其建議引起社會各階層的關注。這其實是英國空氣污染治理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為1956年的《清潔空氣法案》提供了具體措施。

如今，英國的環保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除了保護國際、地球之友、綠色和平之類的國際組織外，地方和社區性環保組織多如牛毛。英國思想家吉登斯據此現象把環保權利與職責列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其主張已成為不列顛各界共識。

政府強力干預

英國政府歷史上的不作為長期為人詬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寧街對利益集團展開凌厲攻勢，把法律條文變成剛性約束。如今，英國政府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實行鐵腕政策，各種空氣監測信息均向公眾開放，對特殊利益集團構成巨大壓力。英國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機構索取相關環保數據，從而對社區所在的企業嚴格監督。如果企業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將其告上法庭，主流媒體也會配合政府為選民撐腰。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機動車尾氣取代煤煙成為不列顛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英國政府堅決強制推行了無鉛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穩定有機化合物等污染物極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強制所有境內出售的新車都必須加裝催化器。1995年，英國通過了《環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國家戰略，規定企業界、交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攜手減少八種常見污染物的排放量。時至今日，企業界已經幾乎無力抗衡政府、公眾和媒體在環保事項上的壓力。

2000年以后，倫敦市政府著手研究環保組織提出的空氣中PM2.5問題。鑒于城區80%空氣污染量源于機動車尾氣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擁堵費，并逐年提高征收額度，限制私家車入城，由此獲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統。此舉大幅提升了公交車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時間縮短了14%。所有達官貴人和政府機關都必須嚴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國大使館也不能豁免。盡管超富階層從中阻撓，迄今為止該舉措仍有效運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歡迎。

生活方式的改變

在19世紀，英國的工業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較松散的監管，但這些法案都沒有涵蓋居民排放，因為政黨害怕失去民眾的選票。1952年倫敦霧霾事件后，公眾意識到空氣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監管終于得到輿論和民眾的支持，一些游說團體亦趁機影響議會，迫使政客順應民眾價值觀的改變。社會意識的轉變最終促成了1956年《清潔空氣法案》的出臺，標志著英國社會的公民、企業和機構都承擔起維護和改善大氣質量的責任。

英國環保史料表明，少數地方城市并未嚴格執行1956年出臺的清潔空氣法案，可空氣質量也大為進步。比如，切斯特市根本沒有執行該法案，但污染程度也大幅下降；在約克市，無煙區的設立直到1970年才啟動，到1990年該項工作也未完成，然而上世紀60年代是約克空氣質量改進最大的時期。事實上，進一步研究顯示，主要原因在于當地居民選擇了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英國家庭現在基本上都擁有汽車，但大多數人平時上班都使用發達的公交，只有周末度假或者去超市采購時才會駕車。在倫敦，由于汽油價格、擁堵費和停車費持續高企，駕車進倫敦城開銷高昂，市民逐漸喜愛上公交的方便和經濟。一些倫敦市民的生活方式更出現革命跡象，崇尚駕駛電動車、混合動力車，或者步行、騎自行車，甚至完全放棄購買私家車。

環保意識形塑了倫敦人的綠色生活方式。倫敦的公共綠地面積接近2萬公頃，公園、私家花園等軟質地在全市總面積占比超過60%。嚴格的城建管理制度保護了綠地，限制了高樓的膨脹，把眾多人口分散到郊區的衛星城，這樣倫敦城不至于過度擁擠，空氣質量的維護更有保障。

產業結構轉型

英國在1956年頒布的《清潔空氣法案》被公認為全球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它嚴格約束了企業和居民的煙塵排放，是面向全民的治污法案，對歐美環境保護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英國治理空氣污染諸多政策中最具前瞻性的環節當屬經濟結構的升級，特別是重工業向輕工業、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的轉型。

工業革命之后，伴隨著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和各國產業升級，全球制造業和污染排放中心就從英國轉移到歐陸，其后到美國，再到日本，最后轉向東亞新興經濟體。以重化工為產業支柱之一的經濟體都面臨污染密度居高不下的難題。從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歷史數據可以看出，污染峰值走向與國際產業轉移路徑一致，依次出現在英國、美國和日本。

19世紀70至90年代是英國排放高峰期，當時英國完成工業革命，確立了以蒸汽機為動力的工業生產體系。蒸汽機的能源主要依靠煤炭，而其開采和燃用產生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質，此時英國污染排放達到峰值順理成章。

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城市的空氣質量逐步改善，工業煤炭消費量的降低、生產模式轉換和煙塵控制區的設立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傳統觀點認為，居民排放的減少甚為關鍵，但新的研究表明企業減排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英國空氣質量的改善與其制造業產出呈反比。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英國的經濟發展誕生劃時代的結構變化，制造業特別是重污染企業走到海外，國內的服務業迅速崛起。大量的“兩高一資”企業遷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然后其制成品以低價回流，立竿見影地減輕了國內生態壓力。從世界經濟歷史來看，這其實就是一條以鄰為壑的產業升級道路。

目前英國政府大力推行綠色經濟政策，包括低碳、環保及新能源三大產業。據商業創新技能部的信息，2010-2015 年英國增速最快的行業是碳金融、替代能源、替代燃料和新能源汽車。綠色產業將成為英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