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民工兩地分區、農村空殼化、留守兒童、異地教育等問題探討的不少。我也是一個農村人，是通過教育改變的命運。但我身邊還有不少農民朋友，我想結合我自己對身邊人的一個經驗觀察來比較切實地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第一，立足于農民工自身的解決辦法：比如，我曾經遇到過幾例。其中一個案例為：兩口子都是山東人，在我們小區附近租了一個小門面賣菜，已經有好幾年了，有兩個孩子。兩個孩子都在小區附近的一所小學就讀（不知道其他城市如何，現在天津有很多小學都招生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兩口子在天津郊區買了兩套房。這個案例算是比較成功地融入了打工城市的一個案例。還有一例是：在天津做電工的一位農民工兄弟，裝修的時候請他來安裝電燈，順便聊了一下他的情況：在天津做電工好幾年，由于技術精湛，所以客戶資源越來越多，一年可以收入十幾萬。開始的時候本來是夫妻分居，兩地生活，后來由于男方事業越做越好，就把老婆孩子都接了過來，老婆后來進入天津的一個外企加工廠，孩子也順利入學。結合這兩個案例，再加上對中國職業結構的一個整體觀察，如加工制造業和服務行業的并向發展，我個人覺得形勢對于農民工而言是整體向好的：收入逐漸提高，尤其是對于熟練的技術工人而言。所以，如果農民工兄弟姐妹能立足于自身，通過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來謀求城市的立足之地，我覺得前景還是比較看好的。比如在北京做月嫂的“范雨素”。

第二，農民工的心態需要變化。我在跟身邊的農民工兄弟交流的時候，發現兩地分居，除了外界因素的制約，其實還有農民工兄弟自身心理所制造出來的“人為隔閡”：比如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兄弟其實在打工城市收入也不低，很多時候可以抵得上一個中產，但是農民工兄弟總習慣于視自己為一個城市的“過客”，一般很少有在城市扎根生活的想法，很多農民工兄弟掙得錢基本都回流鄉村蓋房子、娶媳婦。還有很多農民工想法很保守，總覺得女主內，男主外，滿足于讓媳婦做家庭主婦，我覺得這種傳統觀念也是導致兩地分居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句話：工種無高低，但工種內部有高低。盡量讓自己成為自己工作領域中最熟練的“那一個”是保證在城市立足的根本。還有就是心態的變化。我覺得就想改變現狀而言，我覺得以上兩點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基于對一些評論的回答補充：當然，在目前的社會現狀下，農民工在城市的融入的確面臨著很嚴重的問題。但是我想說的是，其實不僅農民工，其他很多職業群體其實都面臨這個問題，比如“蟻族”大學生、北漂群體等。只不過農民工群體問題可能更嚴重一些。但是，我經常對我身邊的朋友說的話是：即便這個社會如何不盡如人意，它還是為足夠努力的人留下了足夠的空間。所以，就個體而言，最有效的途徑是與其去抱怨，不如奮起，做階層固化中的漏網之魚。

（1）妥安鄉集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項目：

這確實是農民工群體的巨大困境。

我曾經做過春運的長篇報道，“每一年農民工都占大約春運總客流的70%——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預測，2015年春運期間，在2.6億農民工中，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將達到1.6億人。相當大程度上，‘春運’就是‘民工流’的替代詞。”

古猶太人與亞美尼亞人失去家園的傷感歷史，希臘人稱之為“離散”（Diaspora），它意味著流離失所，無以為家。

而人類學家津津樂道的遷徙史詩，卻在這個古老大國的當代史里反復上演——2.6億的中國農民工，在過去三十年里離散漂泊，南渡北歸，從未止歇。

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是任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趨勢。

然而，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與戶籍管理制度，讓長年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明白，融入大城市是不可能事件。

漂泊四海的農民工在大城市里，從子女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到醫療保障、住房制度上，都無法與流入地原住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他們如同在看不見的城市里勞碌，卻將一切都留在農村，然后在春節返回故鄉，因此形成了漫長的“春運”——春運是中國社會變遷的必然產物，也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的畸形胎兒。

這一點為官方所承認，早在2008年7月17日，帶有官方色彩的《廣東省情調研報告(2008年春運危機成因與對策的思考)》發布，該報告直言不諱，“春運難的根源在于戶籍制度。”——“農民工不能取得所在地的戶籍，難以獲得像當地人一樣的‘國民待遇’，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資外，對城市的設施、保障、福利、子女教育沒有享用的權利。戶籍制度一日不改，‘鄉愁’引發的春運危機還會重現。”

事實上，解決農民工難題，也是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分割結構的難題。

其基本思路與途徑無非三個方面：

1 市民化；

2 回流與返鄉創業；

3 改善農民工生活狀況

——而這三者之間，并非非此即彼的孤立關系，但往往陷入巨大爭議中。

關于城鎮化與戶籍制度改革，社會學家陸學藝、黨國英主張盡快讓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給與他們完全的市民身份與待遇。

學者傅晨則認為，在沒有條件完全取消戶籍制度背后的城鄉與地區之間的利益差別時，城鎮化策略應該淡化與身份聯系在一起的利益差別，從而使戶籍失去實際意義。

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則認為，大規模農民市民化理論上可行，卻很可能在實踐上導致農民工淪為城市貧民。

多年來的巨大爭議在2014年下半年被中國政府定調，比之于迅速的大規模農民工市民化，它采取一種更加穩妥和保守的方式。

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從整體來看，該意見對于完全放開戶籍管理持相對消極的態度，它并不旨在讓多年在大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迅速成為當地市民。

相反，該《意見》服務于高層的人口分布調控目標，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增加戶籍制度的開放性，而是為了引導人口向中小城鎮就地轉移，亦即“就近城鎮化”。

我曾經在中國西南直轄市重慶做調查，發現關于農民工“返鄉創業”、就近城鎮化的高層政策，已經在這座城市開始執行，并且開始于2014年的《意見》之前數年，原文如下：

一個房間大約40平方米，如同中學教室一般的排列著桌椅，上面安置著專業的儀器與制作工具。大約20名女工共處一室，她們大多相貌年輕，有的衣著樸實，有的則染發。2015年1月31日這天，她們正戴著特制的手套制作手機電池。而這樣的房間，在這個廠房里，大概有四層，每層有近十間。

這里不是富士康，亦并非廣東，而是位于重慶市開州的重慶市紫建電子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正在成為開州“返鄉創業”公司的典范，在這個工業園區，如此的返鄉創業企業已經多達數十家。

這家由返鄉創業者篳路藍縷創辦的公司，從2010年剛創辦時不到50人，已經發展到2015年初的800余人。負責招聘的人事部主任廖占勇告訴亞洲周刊，公司年后還將招聘400人。“我們的員工流失率很低，去年總共流失了10%，返崗率一直很高，過去幾年都是90%以上。剛剛創辦時我們跑各大招聘會，現在很多人是憑口碑來的，”廖占勇說。

而在開州厚壩鎮，一家名為“水云天度假村”的農家樂也獲得當地政府“返鄉創業示范單位”的稱號，該公司創始人曾漢宇今年四十歲，厚壩鎮人出身，曾經學習水產養殖專業，2010年回到故鄉做起自己的實業，由于當地政府大力扶持返鄉創業，他獲得了來自政府資助的啟動資金，從當地農民獲得價格相對更低的土地。而如今，原本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已經為當地數百農民創造了就業機會。

在重慶市開州的各個街道，隨處可以看見由人社局、就業局和勞務辦聯合打出的宣傳廣告——“打工不必去遠方，家鄉就是好地方”、“照顧家庭又掙錢，就業市縣工業園”。據開州就業局介紹，盡管在重慶打工的工資會低15%，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回到故里，每一年回來的農民工在萬人以上。

開州勞務辦科長鄧學實告訴記者，由于這些舉措，這個曾經的“全國農民工輸出示范縣”，在2014年被評為“西部農民創業示范縣”。在開州本地或者重慶市區打工的農民工，正在逐漸享有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

發生在這座西南區縣里的變化，正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城鎮化思路，也是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的政策意志——“新型城鎮化”以縣鎮為基礎，實行就近的城鎮化。

很大程度上，這一政策的依據有數據支撐，據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調查，中國有2800個縣，縣域人口占總人口70%，而縣域的經濟占全國GDP的48.1%。

由于縣域經濟占比的重大，徐匡迪認為，城鎮化應該在家鄉附近通過產業升級、發展工業資源、農業來衍伸產業鏈，而沒必要讓農民工長途遷徙，往返天涯。

“城鎮成為當前城鎮化的主戰場，我們不贊成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徐匡迪說。

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他說，“一說城鎮化，有的人就把眼光放在大城市，放在東部地區。我們一定要看到，中西部農村轉移勞動力就近就業的重要意義。當中西部若干個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鎮不斷涌現，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迎來新的增長點。”

從目前西南地區縣城的政策發展來看，這也正在成為國家層面解決農民工難題，釜底抽薪的一種思路。

而在一些研究機構看來，這一思路并不可取——大陸智谷趨勢研究中心發表文章《媒體對戶籍改革過于樂觀實際改革力度不如預期》，其分析后得出結論，“引導人口向中小城鎮就地轉移，最終的落實效果如何，目前看來可能不容樂觀。”

大陸學者黃錕也在專著《中國農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一書中對“返鄉創業”的政策提出質疑，他對比分析后的結論是，“返鄉創業”的就近城鎮化與提高農民工的生活水平，只是治標之策，人口流動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取消戶籍壁壘，農民工市民化是唯一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