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廢水治理指的是工業生產過程用過的水經過適當處理回用于生產或妥善地排放出廠，包括生產用水的管理和為便于治理廢水而采取的措施，其主要是去除化學需氧量、石油類、氰化物等。工業廢水治理既可充分利用資源，又減少或避免污染環境，是一種合理的防治水污染的措施。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工業門類漸多，工廠規模擴大，廢水排放量和污染物種類?/p>

j江西生態環境的貢獻

1 江西省生態環境與基礎設施建設現狀

江西省地處中亞熱帶,地貌類型有山地、丘陵、崗地、平原和湖泊水系等,生態系統較齊全,生物資源豐富,全省分布5000余種高等植物,高等植物種類占全國種數的16.35%,野生植物種類約占全國種類的17%,珍稀樹種種類占全國種數的19.7%,珍稀植物種類占全國種數的19.2%;有845種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種類占全國種數的13.4%,珍稀陸生動物種類占全國種數的24.8%;有4500余種昆蟲[2],林地面積8.898×104km2,林分面積6.907×104km2,森林覆蓋率3.37%。

江西省總體自然環境狀況較好,但仍存在一系列生態問題,一是生態環境退化,自然災害加劇。該省森林覆蓋率高,但結構不合理,有林地蓄積量僅223Mm3,全國排名第12位。水土流失未得到有效遏制,該省土壤侵蝕強度分級面積4.685×104km2,土壤侵蝕危險程度分級面積3.262×104km2,屬水土流失較嚴重省份之一。以水旱災害為主的各類自然災害頻率較高,全省農業受災面積1.416×104km2,成災面積1.008×104km2,是全國受自然災害程度較重的省份之一。二是生態環境惡化,據統計該省發生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122次,平均每33.93萬人、1366.58km2土地面積就發生1次污染事故,該省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147.5萬元,平均直接經濟損失370元?萬人、89元/km2。三是工業“三廢”對環境污染較大,據統計該省工業廢水排放總量4.196×108t(全國平均水平為6.266×108t),平均排放工業廢水10.13t/人、0.25×104t/km2,工業廢水排放處于全國中等水平;工業廢氣排放總量2220×108標m3(全國平均水平4456.29×108標m3),平均排放工業廢氣0.54×108標m3/萬人、0.013×108標m3/km2,大氣污染較輕。該省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為4796×104t,屬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較高的重點省份之一,工業危險廢物產生量僅2×104t,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為29×104t,屬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較多的省份;酸雨污染嚴重,共有7個酸雨控制區,酸雨總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32%,2000年該省城市降水年均pH值為4.37～6.95,降水酸雨頻率為65.0%。四是生活污水對環境污染較大,該省城市用水人口593.39萬人,城市污水處理能力僅20.27×104t/d,日常生活污水大都直接排人河流,造成較嚴重的生活污水污染。生活污水中化學需O2排放量為30.386×108t,屬生活污水排放質量較差的省份之一。該省城市人口煤氣普及率69.23%,生活SO2排放量3.495×104t,長期積累勢必造成大氣污染[3]。

目前江西省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總體處于中低水平階段:一是農林治理設施不完善,農業有效灌溉面積1.9034×104km2,平均4.6km2/萬人,屬中等水平;水土流失治理面積2.759×104km2,水土流失治理力度不夠,屬水土流失治理較差重點省份之一;自然保護區38個,占地25.246×104km2,占轄區總面積的1.51%,需進一步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二是工業治理設施狀況較差,該省擁有廢水治理設施1338套,平均每3.09萬人、124.6km2土地擁有1套廢水治理設施;工業廢氣治理設施2252套,平均每1.84萬人、74.03km2土地擁有1套廢氣治理設施;工業廢物綜合利用量702×104t,平均利用量0.17t?人、0.042×104t/km2,綜合利用率較小。該省平均污染治理投資6.33元/人、0.16萬元/km2,工業“三廢”治理水平落后于其他省份。三是城市自來水生產能力647.31×104t/d,年供水總量13.182×108t,在全國屬中等水平[4]。

2 生態環境問題的癥結所在

生態環境問題的形成和不斷積累,固有其客觀和自然方面的原因,如人均資源量少,歷史欠賬多,以及自然地理和氣候變化的影響等,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是造成嚴重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亦是加速生態環境惡化的癥結之所在。

(1)可持續發展意識應需不斷加強

對于發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導致在經濟建設中出現急功近利和以過度消耗資源換取經濟發展的現象。先發展起來,再改善生態和保護環境的錯誤思想,使一些地區已經形成“先破壞、后建設,先污染、后治理”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一時發展的現實,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生態和環境債務,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嚴重狀況也就難以得到根本扭轉[1]。

(2)人口增長快,生態環境壓力大

人口增長已超過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所能承載的限度。人口增長,造成糧食和能源壓力過大,迫使人們毀林、開荒,從而造成植被破壞、生態失調和水土流失,災害加重,三料(燃料、飼料、肥料)更加緊缺,生產條件惡化,糧食產量難以上去。這樣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人口“越多越窮,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的深淵。另外,人口劇增,教育跟不上去,文化水平低,環境意識低下,法制觀念薄弱,也造成對資源的巨大沖擊和破壞。

(3)對生態規律缺乏認識,經濟活動決策失誤,重建輕管,未能從源頭抓起

首先,不認識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工程建設忽視生態效應。生態環境的首要特點是其整體性,是由各個子系統構成的具有一定層次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各個環境要素乃至不同的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彼此制約,協同一致。當人們在某一地域進行開發和工程建設時,對生態環境的干預往往造成牽一發而動全局的后果,有些影響往往要經過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看出。生態建設措施單一、重建輕管,環境治理沒有從源頭抓起,往往是以末端措施為主,結果令人尷尬的是,建設和治理速度趕不上破壞速度。于是,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也就缺乏了連貫性、前瞻性;其次,不認識生態環境的區域性,開發活動“一刀切”。過去,我們長期對生態環境的這種區域特性不認識,不考慮自然環境的特點,普遍推行單一經濟,處處強調糧食自給,因而導致毀林開荒,毀草種糧,不僅沒有發揮資源優勢,還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5]。

(4)生態建設科技支撐與保障能力較薄弱

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類不合理的土地開發、資源利用活動所致,是不遵循自然規律發展經濟的后果。長期以來,在經濟建設中,重速度、輕效益,忽視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在工業領域,重復建設嚴重,技術進步緩慢,生產工藝落后,管理水平較低,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違背客觀自然規律,使生態環境“透支”,“寅吃卯糧”必然逐漸喪失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基礎,
即便轟轟烈烈的經濟發展也難以長遠維持甚至得不償失[1]。

(5)市場機制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缺少社會公眾參與力度

在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領域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引導、鼓勵、支持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的機制尚不完善,全社會特別是企業對生態和環境投入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從而制約了生態和環境投入的增長。市場機制的作用、社會公眾的力量從來就不應忽視,特別是我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和信息一體化的今天更是如此。

(6)法制不健全,部門分割,管理混亂

首先,立法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的法規大多數是政策性的,缺少配套的實施細則,不足以成為公安和執法部門的依據,許多毀林盜伐、哄搶亂采國家資源、濫捕濫獵珍稀動物、任意排放污染物等造成重大生態環境破壞的人或單位,因缺乏具體量刑標準受不到應有的懲戒。此外,法制的權威性不夠,許多地方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某些地方的經濟規劃、資源開發、工程項目上馬等重大決策,仍然僅由少數官員作主,缺乏專家論證和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因而行為短期化成為一個鮮明的特點;其二,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是一項涵蓋面廣、涉及領域多的系統工程,涉及計劃、林業、農業、水利、畜牧、科技和國土資源等多個部門,需要根據具體的區情和生態環境問題特點,采取綜合配套措施。但是政出多門,歸誰管理,歸誰負責,這些關系都沒能很好的理順,因而造成了事實上的部門與部門之間協調管理機制不完善,各項措施也就變得“綜而不合”。特別是在區域生態建設、跨地區污染治理等重大問題上,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地方之間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存在,也就造成了多頭管、沒管好,管理散、管理亂的被動局面,各項治理措施相互脫節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目前,產業部門實行“誰污染,誰治理”的方針,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對于林業、草業等還沒有實行“誰養育,誰利用”和“誰開發,誰保護”的方針[5]。

3 改善生態環境的對策措施

3.1 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積極開展生態建設

在生態經濟系統中,人口的發展、變化,必然要影響到資源、環境、經濟等一系列條件的變化。而自然資源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必須采取措施切實保護好自然資源。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應堅持開發、利用、整治、保護并重的方針。

生態建設對于生態環境的改善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為使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得到基本控制與恢復,必須積極開展生態建設,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加強森林資源的保護工作。提高森林植被覆蓋率,是控制水土流失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關鍵措施。(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控制污染物排放。重點抓好水污染的治理,盡快建設城市污水處理廠或采用小型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集中或分散處理城鎮生活污水;提高廢氣的處理率,特別是二氧化硫的去除率,加強機動車尾氣的治理;加強固體廢物的綜合處理,尤其是有毒、有害廢物與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繼續抓好城市環境噪聲的綜合整治。(3)加強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水土保持應以“預防為主、治管并重、因地制宜、全面規劃、綜合治理”的方針為指導,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4)加強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發展生態農業。一方面提倡實行精耕細作、科學種田,開創密集型產業;另一方面根據本地區實際,走一業為主、多業結合的道路,如二業(農林、農牧、農漁等)、三業(農、林、牧)、五業(農、林、牧、副、漁)和十業(五業加鳥、獸、蟲、菌、薇)結合,加強物質循環利用農業。此外要控制鄉鎮企業的“三廢”排放,減少對農村土壤、水體和空氣的污染;科學施肥、合理使用農藥、搞好地膜回收與綜合利用,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與農村能源綜合建設。(5)加強和完善自然保護區建設。建立一個功能齊全、布局合理、管理科學、效益良好的自然保護區網絡,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促進旅游業的發展。(6)進一步加強能源建設。大力開發水力發電,大量利用生物能和太陽能等可更新能源;大力開發和推廣潔凈煤技術,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廣熱電聯產,發展余熱利用和高效節能鍋爐。(7)進一步推廣和加強生態示范區建設[6]。

3.2 加強管理,促進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協調發展

生態環境建設是一項社會公益性事業,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并與當地經濟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根據“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結合全省實際,制定相應政策,多渠道、多層次、廣泛地籌措生態環境綜合整治資金,并積極爭取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資助和貸款,嚴格做到專款專用。

生態環境管理是生態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生態環境的管理,能有效地促進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協調發展,須做到:(1)切實加強自然資源的管理。制定并完善自然資源的利用規劃,建立耕地、森林、水資源等資源管理信息系統,提高規劃管理水平。(2)完善各項審批和管理制度。認真落實占用各類資源的審批制度和補償制度,建設項目必須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加強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工作。(3)建立健全各種管理機構。各行政管理部門應按照各自職責嚴格把關,密切配合,加強管理力度[7]。

3.3 加強法制建設,加大執法力度,依法管理

認真宣傳貫徹《環境保護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動物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條例》、《江西省野生植物管理條例》、《江西省野生動植物自然保護區條例》、《江西省濕地保護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根據江西省實際,加強立法,不斷完善生態環境建設和生態保護的法規體系。

3.4 全面規劃,逐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

按照江西省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要求,結合全省自然環境特征、生態環境保護的薄弱環節以及不同地區的經濟特征,對全省產業結構進行規劃調整:

(1)進一步調整工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和先進的工藝技術,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證制度,繼續對技術落后、設備陳舊、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治理困難的企業嚴格實行關、停、并、轉,對未達標的污染企業實行限期治理;大力發展能耗小、無污染或少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加強污染治理設施的運行管理,保證環保設施的完好率、運行率和處理率,確保污染物達標排放,特別對鄉鎮企業要加強監督檢查,促進企業進行污染治理。重要水系中、上游地區要嚴格控制水污染嚴重的工業。

(2)實現農業結構性調整,使農業資源長期為人類服務,根據各地生態條件發展循環經濟和“三高”農業,提高集約化經營水平。缺水地區發展節水農業和建立旱作農業示范工程,推廣節水灌溉管理技術和發展渠道防滲技術,提高水利用率,因地制宜改變農業種植結構,減低農業對水的依賴程度。以分類經營為指針,培育資源為基礎,提高效益為中心,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為重點,實現林業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生態公益林林分質量,提升林分生態功能等級,建立點、線、面相結合的生態公益林體系,在全面推動生態公益林體系建設的同時,建立和發展既有規模又具特色的商品林基地,實現林業產業結構調整。

3.5 依靠科技進步,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1)制訂生態功能區劃和生態保護規劃,加強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和建設。根據《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發展的要求,劃定全省生態功能區并制訂生態保護規劃。加強已建自然保護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管護工作,在全省范圍內建成保護類型比較齊全、布局比較合理、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比較明顯的自然保護區體系。

(2)搞好山區生態保護和建設,提高山區生態屏障功能,防止污染向山區轉移,發揮山區在生態環境中的調節、平衡和保護功能,尤其在水源涵養、水質保護、災害防護、環境凈化、瀕危物種保存方面的作用,發展當地經濟、脫貧奔康,從根本上解決山區生態環境問題。

(3)加強外來物種的安全防范,把好對外交流、動植物進出口管理關,尤其嚴格防止外來有害物種的非法傳入。對外來物種的引進嚴格風險評估,對轉基因生物的環境釋放采取嚴格的監管措施。建立生態監測和預警網絡,提高生態環境保護和災害預防的應急能力和技術支撐水平[7]。